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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最起码，新河完工后可供漕船通行，而不是如胶莱运河般，因为水量关系只能过吃水较浅的船舶。

    时光又至万历三年二月，时任总河都御史的傅希挚再次上疏朝廷，重提开挖河。

    他在《开疏》中系统阐明，治理黄河应当从它最大的祸患着眼，一定要使它从根本上得到治理。

    傅希挚在疏中批驳了开挖河的“三难”之说，称自己派钻探、测量和绘图的专人到“三难”的地方逐个勘察，得出的结论是可以解决上述难题。

    傅希挚关于开挖河的奏疏，详细写明了解决办法，如此深入详实、精准透辟，入情入理，势如高屋建瓴，实为一篇治水理论的杰作，这与一些官员奏章中常有的那种空泛、教条、庸冗之风，形成鲜明对照。

    其基于实际的真知灼见，产生了强烈的说服力，这不能不使当时的万历皇帝为之赞赏。

    万历看后，即命工部都给事中侯于赵，会同傅希挚和巡漕御史刘光国，共同提出一个明确具体的议案来回报。

    开挖河之役，看似已经说动了万历皇帝的心，即可成为现实。

    然而，侯于赵实地查看后，却提出了一些实际的问题，认为应该先开凿良城伏石，事先修好丰、沛的堤防，再慢慢商议动工开挖河的事。

    主管此事的工部在呈报中的说法，也与侯于赵一样，“谓开非数年不成，当以治河为急”。

    万历皇帝听后，很不高兴。

    责备侯于赵等人阻碍这件事，对其勘察的奏议表示质疑，并说这和傅希挚的奏议大不相同，指责他们是“不能靠其办成大事的人”。

    但实际上仍听任了他们“先治黄河后开“的想法，使开之议再次泡汤。

    至此，“开河”之议已成为一个烫手的山芋，对朝廷来说拿不起又放不下，朝臣们对此更是忌惮慎言，再不敢触碰这个话题。

    这种情况持续到万历二十一年，黄河又决口下漫沛县、徐州，漕运再次被阻。

    当时舒应龙任总河尚书，他借宣泄微山湖及其鱼台等县积水的议题，奏准在韩庄开一支渠，从韩庄向东，引湖水经过彭河走。

    韩庄支渠开挖虽然仍没有解决运河避开黄淤的问题，但它却在很大意义上揭开了开挖河的帷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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