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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在行李被运往港口的前一晚，我的毕业作《分界线》在纽约大学影展中得了最佳影片与最佳导演两个奖，当晚美国三大经纪公司之一的威廉-莫里斯的经纪人当场要与我签约，说我在美国极有发展，要我留下来试试。
当时太太惠嘉还在伊利诺伊念博士，带着一岁不到的阿猫（李涵），学位还差半年就拿到。
我想：孩子还小，太太学位还没拿到，也好，在美国再待一阵子陪陪他们，也试试运气。
经纪人当时极力捧我：“你将来在美国没问题的，若有人认为你是中国人有问题，那是他们的问题。”
捧到我没有抵抗力，觉得好像是真的，当然后来成真，但当时谁晓得。
1986年1月惠嘉毕业，我们一家三口自此定居纽约。
抱着年幼的大儿子阿猫，初为人父的我，还在埋头写剧本、找出路。
1986年1月，惠嘉毕业后找到工作，从伊利诺伊搬来纽约郊区同住，刚开始的半年，她真的很难过，都不想活了。不过后来她好像也想开了，家里只要过得去就好。
同一年我与乔尔-罗斯合写了个剧本《不是迷信》，也开始到好莱坞去试试，两个礼拜跑了三十多家公司。
他们都是看了我的《分界线》，然后一直吹捧，令我觉得充满了希望。
有人建议剧本的某部分得加以修改，两個月后再去，又要再改，就这样来来回回，都没有付费。
这些剧本的初稿，若有人喜欢，就叫你改写，三番五次地修稿，这样一两年耗下去，不是无疾而终，就是继续发展，预算从美金六十万到七百万不等，这是美国所谓的企划炼狱。
据说平均一个本子从初稿到开拍要缠斗五年，那还是指千万分之一顺利拍成的剧本。
那时期每隔一阵子，就有人说，看到我的毕业作品觉得很棒，我们来谈谈怎么合作吧！
因为经纪人会把毕业作拷贝一大堆，送到各公司去推销。
就这样，一个计划不成，另一个计划又来了，总有几个在进行，所以老不死心，人像是悬在半空中，可最终没有一个能踏实落地。
电影没有任何进展，反倒是1986年12月，我在一份杂志上看到波特兰威登-肯尼迪公司招聘合作导演，要给NBA球星阿甘拍摄球鞋广告的招聘。
阿甘在80年代就是全美的华人之光，他在1986年拿到NBA冠军，还有之前大学、高中冠军，是中国人的骄傲。
我在纽约时为看他一场球，省一个月的伙食费，买一张麦迪逊花园的票，他是当之无愧的巨星，给很多人带来很大影响。
我对拍广告不太懂，但我觉得能拍电影肯定也能拍广告，我在杂志上看过阿甘的专访，就投送了一份简历外加剧本过去。
我是没抱太大希望，没想到圣诞节后，威登-肯尼迪公司给我发来邮件说聘用我了，让我去一趟波特兰商量合作。
当时我感觉很奇妙，无心插柳柳成荫，去了以后我知道纽约的斯派克-李也被选中，他那时候在导演圈已经小有名气。
我很紧张认为自己会不会不够格，计划又要落空，可一切都非常顺利，从签合约，审剧本，再到开拍，完工。
我负责的一集内容和阿甘还有他的父亲有关，我在杂志上看到过阿甘和他父亲的感情关系很好，所以剧本重心在父子亲情，讲述传统中国人之间的父子感情问题，那种两代人有隔阂又互相爱对方的矛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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