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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学生不敢怎样。”吴中行不敢面对张居正的怒火，低头鼓着勇气道：“只是认为皇上夺情起复师相不妥，为保师相令名，故而斗胆上疏，请师相千万不要误会。”说罢，他便一个长揖辞别而去，只留下张居正在那里，气得半天缓不过劲儿来。

    吴中行上疏之后，赵用贤唯恐迟则生变，第二天也上疏了，比起前者的奏疏，他的用语极不客气，指责之意更为明显：他说臣窃怪居正，能以君臣之义效忠于数年，却不能以父子之情稍尽于一日。臣又窃怪居正之勋望积以数年，而陛下忽败之一旦！国家设台谏，以司法纪任纠绳，但曾士楚、陈三谟二臣，竟哓哓为辅臣请留，实乃背公议而徇私情，蔑人性而创异论。臣愚窃惧士气之日靡，国是之日非也……”

    这两道奏疏一上，张居正彻底崩溃了。自本朝开国以来，上书骂人成为经久不衰的主旋律，满朝上下，从皇帝到宰相，从尚书到郎中，从知府到县令，没有任何角色可以免遭‘吐痰’。这样你骂我我骂你，大家互相骂了二百年，基本上，能骂的都骂过了，想要推陈出新，便成了不可能的任务。

    然而赵用贤和吴中行做到了，他们必将名垂骂坛，经久传诵！因为他们打破了一个两百多年来都没人破的先例——拿自己的老师开骂！

    在大明王朝，什么样的关系最牢固，相信很多人都会说，当然是君臣关系了，忠君爱国，天经地义的么！但这是错误的，本朝的大臣和皇帝之间从来说不上有什么感情，君臣之间的淡漠疏远，冷得令人触目惊心。

    不得不承认，朱家的子孙做皇帝，确实是太糟糕了。先，从根子上说，朱重八是历代皇帝中最贫贱的一位……刘邦好歹是小地主家出身，自身还是公务员，重八哥却是家破人亡的失业农民，当过和尚和乞丐的干活。虽然英雄不问出处，但是一旦英雄的后代出了问题，马上就会有人用血统论，从根子上找问题。

    加上朱元璋因为童年惨剧，最恨的就是当官的，不仅让他们领史上最微薄的薪俸，还用史上最严厉的刑法处置他们，贪污十两就剥皮添草，动辄便连根拔起。甚至因为没有足够的官员，而让一些犯罪较轻的戴枷办差，出现了阶下囚戴枷、堂上官也戴枷的千古奇景，让读书人的斯文扫地。更不要提他明的廷杖，动辄就脱下官员的裤子打屁股了。可以说，自秦始皇焚书坑儒后，在太平年月里，读书人就没混得这么惨过，你让士大夫如何能顺气？

    要知道，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。宋朝养士三百年，历代君王竭诚善待读书人，这才有了南宋灭亡，十万书生蹈海殉国，为赵宋王朝陪葬的壮烈事迹，这种事决计不会在本朝重演。

    然而究其责任，朱元璋却只占一小部分。大部分责任，要落在当今的帝系源头，那位抢了自己侄子皇位的成祖朱棣身上。建文帝登极，君臣大义已定，就算朱棣侥幸成功，也注定永世被钉在‘燕贼篡逆’的耻辱柱上。因为这不是‘朱家事’，而是以下犯上，叛臣弑君。忠义第一，不以成败论英雄，这是中国人骨子里的价值观。

    在人们心中，乱臣贼子，本就是人人得而诛之的！所以当年朱棣篡国，才会有那么多读书人反对他。而朱棣为了堵住悠悠众口，又大开杀戒，杀光了最赤诚的忠臣。当年姚广孝曾经嘱咐朱棣，方孝孺是中国读书人的种子，万万不可杀。

    朱棣没有明白姚广孝的意思，不是说杀了方孝孺，中国就没有读书人，而是杀了方孝孺，中国就没有他那样忠诚不渝的读书人！历代皇帝都不杀前朝忠臣，就是为了保住忠诚的种子。朱棣却不但杀了方孝孺，还灭了他的十族，也就永远不可能赢得读书人的效忠。

    之后的读书人仍然要为他效力，但这不是朱棣重新赢得了他们的心，而是读书人学成文武艺，只能货与帝王家，天下别无分号，自然只能捏着鼻子给他干。然而出来当官的士大夫，哪怕不是为了自己，也是仅有报国之念，却无忠君之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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